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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瓷器的装烧及装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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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窑装烧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覆烧工艺。 过去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后来, 李辉柄指出定窑覆烧法的兴起与印花装饰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指出定窑的覆烧法与印花装饰均兴盛于北宋后期。

对于定窑装烧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覆烧工艺。 过去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后来, 李辉柄指出定窑覆烧法的兴起与印花装饰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指出定窑的覆烧法与印花装饰均兴盛于北宋后期。刘新园依据有关调查发掘资料, 认为 “芒口瓷器最早生产于河北曲阳县涧磁村的五代定窑” 。 孙新民结合河北定州两塔基和辽宁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资料, 赞同刘氏观点, 认为 “定窑覆烧法的创烧有可能早到五代时期” 。 蔡玫芬认为芒口并不一定是由覆烧引起的,早期定窑的芒口器其实为正烧,可能只是为了装镶金属边,增加摩擦力和附着力才刻意抹去口沿的釉料 。 刘涛从纪年材料出发, 观察到直到 12世纪初的墓葬出土品才发现覆烧定瓷,如江西波阳 1111年施氏墓及辽宁法库 1090年肖袍鲁墓,因此认为覆烧产品最初产量可能不大, 只是在普遍采用 “V” 形支圈后覆烧产品才得以大量生产并成为定窑产品的主流。

定窑的覆烧与芒口紧密相连,但芒口不一定是覆烧造成的。 “覆烧” 一词, 最早见于蒋祁的 《陶记》 “或仰、 覆烧焉” , 刘新园从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论证了这一重要文献为南宋嘉定七年 (1214 ) 至端平元年 (1234 ) 之间的作品, 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

叶喆民先生认为在定窑 “正烧” 和 “覆烧”之间尚存在一个 “挂烧” 阶段。黄信对定窑外刮釉器装烧方法进行了探析, 介绍了 2009年窑址发掘中所发现的所谓定窑外刮釉器标本,指出支圈仰烧法从装烧技术上分析是行不通的,外刮釉器是对支圈覆烧法进行改进后出现的伴生品 。

穆青就定窑白瓷装饰技法及鼎盛期的典型纹样进行了分析,指出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白瓷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 印花、 点彩, 北宋早中期主要有刻花 (刻有莲瓣纹、 花卉纹 ) 、 划花、 印花、 模印贴花, 北宋后期到金代主要有刻花、 划花、 刻印结合、 印花、 剔花、 釉上红彩;定窑鼎盛时期的典型纹样主要有莲、 牡丹、 菊花、 石榴及四季花卉等植物类, 水禽、 鱼、 狮等动物类, 龙、 凤、 螭等神禽瑞兽类, 以及婴戏纹、 博古图等, 这诸多纹样除仿自金银器外,多取材于定州 “缂丝” 。

蔡玫芬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定窑瓷器, 认为从造型上看定窑瓷器以、 盘、钵之类茶酒餐具为最多,这一点与定窑在唐代供应细茶器、北宋末年供应尚食局的背景相符合。 在 11世纪划花、 印花装饰兴起后, 定窑瓷器的造型愈发规律划一,主要特征在于广口、 矮身、 矮圈足, 花瓣式造型则趋于平淡。蔡氏将定窑的装饰图样粗分为花鸟、 人物、 走兽, 细分的纹样组合和布局可类比其他材质,如出土所见金银器、 织品、 壁画等, 与文献对同时期金银器、 服饰、 营造图样的描述, 或可作为定窑瓷器设计规律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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